万延二年二月（1861年），乃辛酉革新之年，故改元“文久”，其语出自《后汉书?谢该传》，取“文武并用，成长久之计”之意。
也就是说，当时京都小朝廷已经有了武力攘夷的决心。
因此，文久二年（1862年）二月十一日家茂与和宫大婚后，如何公武合体、进而怎样武力攘夷，这两点就成了幕政的重中之重。
公武合体也还罢了，但关于武力攘夷，其实小朝廷和幕府的观点是大有差异的：
扶桑皇帝和大多数公卿，想的是将西洋人彻底赶走，将扶桑重新变成王道~乐土；
而幕府对西洋诸强了解颇多，知道一口吃个胖子不现实，因此只是期望“收拢人心、整顿武备，然后遏制洋人得寸进尺而已”。
这两者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，自然为公务合体一事埋下了隐患。
但在文久二年（1862年）时，这公武合体的前景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，幕府重臣们都在为此积极谋划。
而此时的西洋诸强，都被1861年4月爆发的米人南北之战所吸引，哪还有心思关注远东偏远岛国的内政，因此扶桑诸使节没啥压力，粗心之下也并未发现此时的异样。
和历三月二十八日，将要离任的米人公使哈里斯，在老中安藤信行的安排下，拜见了新任公方样家茂。
按理说，将军新任后接见外国使者，这是题中应有之意。
可问题是，造成幕府如今权威大降的祸根就是开国通商，而安政五年（1858年）的第一份通商约定就是哈里斯一手促成的，此人是罪魁祸首啊！
因此事后有人弹劾安藤，认为其“欺主媚外”，结果好么，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被罢免。
直到此时，老中首座久世广周才愕然发现，中枢对他和安藤不满的人居然这么多！
人贵自知，既然云“贵”，那就是难以做到了，因此久世、安藤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，基本上可以用“众叛亲离”来形容。
直秀此时还在江户，他听到此消息也很愕然：
因为他的乱入，文久元年（1861）二月到八月的对马事件并未发生，怎么安藤还是落入这般田地了呢？
按理说，没有鲁西亚强占对马岛的咄咄逼人，主持外事的老中安藤也没有因此受到广泛非议，那他的位置应该稳固许多才是，可如今安藤却依然被罢免了，这真是古怪。
外事不明可以问英人箱馆知事约翰，这内事不明嘛，那就只能靠打听了。
结果留守居堀利坚和小栗忠顺退隐的老爹忠高告诉他，这不是很正常嘛：
第一，公务合体为何如此大的声势啊？
除了齐昭一系的推动，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万延铸币的锅嘛。
万延元年（1860年）五月，幕府铸新币，导致银价剧跌，近畿和西国无数人受损，诸多谱代大名、外样大名因此和幕府离心，这事不正是是久世、安藤主持干的嘛。
第二，小朝廷一直能打着坚决攘夷的旗号疯狂捞声望,说到底，还是安政六年（1859年）六月对外通商后民不聊生，因此谁攘夷谁就能得到民间支持。
可同样是万延元年，幕府在六月、十二月分别与佛朗基、普鲁士签署了新的通商约定，这不是自
毁根基么。
尤其是最近，这批评没有敕许就签约的声音又高涨起来。
而这是齐昭一系对抗政敌的大义之所在，眼看公武合体在即，自然没有人愿意站出得罪眼看要翻身的他们，甚至还有人主动投靠，推波助澜指责幕府在敕许事上一直“大不敬”！
直秀听了后一脸问号，当年这些决策可不是久世、安藤两人独断的——这两位可没有大老井伊扫部头的魄力，那当年参与此事的重臣就不出来支持？
结果不管是堀利坚和小栗忠高都很诧异，这逢高踩低不是很正常嘛，有啥可惊讶的？
两人分别暗示直秀，家茂新任公方样，自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，难道留着久世、安藤过年嘛。
当时直秀就震惊了，久世、安藤退位，那新上来的就能保证忠心，这闹呢！
再说了，齐昭一系的一桥庆喜和家茂争过世子之位，这凭啥就由着齐昭一系发威。
但先是堀利坚后有小栗忠高，这两位都是千山千水的老江湖，说的话直秀不能不信啊。
眼看久世、安藤两人的楼要塌，可从内心来说，直秀是想保留久世和安藤的。
为啥呢？
一个是他知道，自安政五年（1858年）大老井伊执政后，这幕府中枢就走马灯一样换人，如果真按原本的轨迹让久世、安藤今年退位，那到幕府倒台，也是从今年1862年开始到1868年初，除了1865年，那是年年老中大换血，频率和吃饭喝水一样，这对扶桑政局大大不利。
直秀倒不是对幕府有啥真感情，可他一听到皇室万世一系就头疼——感情“无穷匮的子子孙孙，天生高人一等”，这都是爹生吗样的，凭啥呀。
再说了，直秀一系和扶桑皇室又没啥渊源，就算上杆子投靠也找不到门路啊。
因此，稳定幕政是直秀一系的定计。
二嘛，自然是久世、安藤两人的施政颇得直秀欣赏了。
倒不是他们是内政高手，在这方面两人只能说勉勉强强：
万延铸币虽然是大老井伊在世时决策的，可真正实行还是久世、安藤，这货币一下贬值三倍，多缺德啊。
哪怕啥都不做，直接躺倒宣布金银比率改成1比15都被这样强——最起码幕府有个与民共苦的态度不是。
而且，万延铸币还可以勉强说是前人遗祸，可文久（1861年）正月，发行一当四的铜钱，这就彻彻底底是他俩借机搜刮百姓了——尽管有铜币外流的压力，可活也不能干的这么糙啊。
当然了，直秀也能理解，这铜币外流立马躺倒也解决不了，扪心自问，他也没啥好招——发行纸币当然好了，可一是执行力可疑、二是也可能搞成通货膨率。
至于万延元年（1860年）闰三月的五品江户回令，虽然是想控制出口，但统购统销搞的确实也不咋地。
无论如何，这两位对经济是没啥特长就是了。
可“人有一短必有一长”，这两位的施政水平还是不错滴：
首先，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，今年坂下门安藤遇刺后也没有大动干戈，不管是出于啥原因、啥压力，这以大局为重的胸襟还是不是滴。
其次，这两位还是想有所作为的。
先是讲武所扩建，虽然也是井伊筹备的，可落地是在这两位手里，也算不易。
至于和宫下嫁和公武合体，更是两人一手操办至今的。
而且久世、安藤对外也不是一味屈从——虽然在1860年新签了两个通商约定，可为了推迟江户、兵库、大坂开埠，他俩不是在当文久元年（1861年）十二月也派竹内保德、小栗忠顺等人出使欧罗巴去了嘛。
而且同月，这两位也派从米国回来的咸临丸特意去了小笠原诸岛，立了界碑留了人手，以示这是扶桑领地，免得洋人一直窥伺。
至于今年四月，更是任命了牧野忠恭为高丽信使用挂，试图扩大彼此的贸易甚至联手对付洋人。
而千岁丸拜访中华香江一事，估计也会在四月底启程。
就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，也在等兰国方面的消息，一旦确认，那总计15人就会前往兰国，监督购买的战船制造并顺便学习西洋学术——本来从1860年使团访米就想买船，但去年南北之战爆发，这船只好改从它国买了。
德川幕府成立以来，这可是第一次主动派人前往西洋深造，没点魄力干不出这个。
再说了，别人不知道直秀能不知道嘛，原本应该在去年发生的鲁占对马事件里，久世、安藤可一直没妥协，而且靠以夷制夷，最终请英吉利出面解决了这个难题。
因此可以看出，久世、安藤对外的策略还是相当大胆和务实的。
而且这两位对直秀还算不错了，不说尚德川公主一事，1860年特许北地大肆发展西洋产业，这也算青眼有加不是。
总结起来，执政幕府的久世、安藤，算是延续了以前阿部正弘的策略，“对内调和，鼓励兰学产业、整顿武备；对外一致，但不开无谋之兵。”
因此，直秀一直觉得:
“保住久世和安藤，对扶桑和北地更好！”
但没想到，阴差阳错，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还是如期被罢免，这可让直秀上了火。
等从堀利坚和小栗忠高两位前辈确定跟脚后，直秀就想毅然出手，不过嘛，他如今的身份比较尴尬：
原来他是幕府的远国奉行，作为重臣愿意说还是能对政局上表提意见的；
可如今，他是白主松平家的陪臣，虽然人人都知道他是家主松平茂敏的亲爹，可君臣名义已定，从幕府和各家诸侯那边看，“你个陪臣想对外指手划脚，凭啥啊。”——虽然堀利坚和小栗忠高知道直秀的实力，对他身份变化不以为意，但别人不行啊。
为啥幕府上下对儿子福太郎（松平茂敏）立国没啥大反对，原因就在这呢：
既赏赐、安抚和拉拢了崛家，又实际上让直秀父子对立，从大义上将他驾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——崛家是立国了，但以后直秀自身要参预幕政，反而要通过儿子进行。相当权臣嘛，在自己家玩可以，在幕府这边路已经被斩断了。
可直秀是开挂的，能不对此有所准备嘛。
因此，文久二年（1862年）五月，原本要被卸磨杀驴的老中首座久世广周，突然发现画风突变，本来近乎人人喊打的局面居然缓和了。
直秀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？
无外乎两招，“混水摸鱼”、“围魏救赵”，如此而已。